战斗英雄黄达宣在解放战争期间,偶然招募了一名小兵,最终这名小兵成长为一位上将。黄达宣与徐惠滋两人的两次相遇,成为军界一段令人难忘的佳话。尤其是在第二次重逢时,身为副军长的黄达宣看到徐惠滋出任军长,惊讶地问:“这真的是当年那个小兵吗?”
1948年9月12日,中国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役——辽沈战役正式爆发,东北野战军作为主力军承担了攻坚任务。在攻打沈阳的战斗后期,主要任务转为接受起义、招降和俘虏敌军。沈阳守军人数超过十三万,许多部队已溃不成军。此时,我军第16师在老城区外围几乎未开火,便有大量国军投诚,其中包括周福成率领的国军第八兵团。
10月31日下午4点左右,作为我师前锋的第十六团率先从铁西区突入市区。第十六团的前卫连连长黄达宣与指导员苏福林经过商议,决定各自带领两个排,在夜色中沿着南两洞桥、中山路、马路弯方向搜查,并计划绕过故宫一带进入老城,随后团主力陆续展开行动。
展开剩余88%11月1日凌晨,黄达宣在大西门附近、故宫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,突然发现从路南的世合公银行小楼里,两个敌人鬼鬼祟祟地出来,见到我军马上缩回楼内。黄达宣脑中闪过疑虑:“可能是敌军的侦察兵。”他迅速向在路北搜查的苏福林等人喊道:“前面有敌人!”然后率人冲进院内。
这个院子不大,底层有几间屋子和一个车库。国军士兵发现我军进院,未开枪而是躲进了小楼。黄达宣与苏福林交换眼神后,迅速指挥士兵封锁楼下出口,并派人向营部报告情况。等待指令时,黄达宣开始喊话:“放下武器,速速投降!缴枪不杀,否则我们将炸楼!”楼内敌人没有回应,也未开火,现场陷入静默。
黄达宣心生疑窦,果断带着战士尾随敌军冲进楼内,一边喊话一边进入一个大房间,成功控制住约三十多名警卫排士兵。此时,他看到几个敌兵躲在楼梯转角,便大声命令他们:“快投降!你们长官在哪?”一名士兵悄悄指向楼上,黄达宣当即与苏福林安排战士封锁楼门窗走廊,自己带人迅速冲上楼。
楼上有三四间房,黄达宣分头封锁门口,忽然看到一名副官模样的人走出。他上前一把抓住对方,用枪抵着质问:“你们的长官在哪里?”对方显然早有准备,摆手示意不要激动,说道:“别这样,我们可以好好谈。长官们就在房间里,我们准备投降。”黄达宣见对方无抵抗意图,便带人进入房内,枪口齐指敌人,高声喝令:“不许动!”
这是一间宽敞的屋子,窗户较小,光线暗淡。屋内六七人,有老有少,有军有民,桌上杂乱摆着酒瓶、罐头等杂物,场面凌乱。紧张对峙中,约十秒后,一位身穿军大衣、内着便衣的中年男子缓步而出,低声介绍自己:“我叫周福成。”随后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子出面自报姓名:“我叫苏炳文。”黄达宣虽然不明身份,但从他们的气度和环境判断,这两人非同小可。
苏炳文含糊其辞地说:“我们正与解放军三纵队联系起义。”黄达宣警觉,毫不松懈,严肃回应:“情况可向上报告,但你们必须诚实守信,先交出武器。”随后,楼内外敌军人员全部缴械,一切顺利。不到一天时间,一连就俘获了一千多名敌军。
由于我军兵力有限,领导决定从这些俘虏中挑选部分士兵补充力量。世合公银行后有一处操场,黄达宣让俘虏在操场列队,亲自挑选新兵。挑选标准严苛,体质好、身高体格均衡,最终正好选出80人。点名时发现一个大个子竟从队伍中走回俘虏堆里。黄达宣把他揪回来,哭笑不得地问:“你怎么又回去了?”那人说:“我想回家。”
黄达宣严肃地说:“东北解放了,关内尚未完全解放,我们的任务还很长!”这位大个子半推半就地加入了人民解放军,他正是徐惠滋。徐惠滋出生于山东蓬莱,九岁时随家人迁至与朝鲜接壤的辽宁丹东市,1948年以16岁之龄在沈阳入伍。
徐惠滋在军中历任战士、文书、副政治指导员、指导员、团俱乐部主任及团政治处青年处助理员等职务。被黄达宣挑中后,他正式加入人民解放军,并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迅速崭露头角。
解放战争后期,徐惠滋参与了天津和湖南武岗的攻坚战。随后他被编入抗美援朝志愿军,远赴朝鲜参加了云山阻击战、宁边追击战、临津江突击战、鹤谷里穿插站和春川地区运动防御战,承担过战地防御、朝鲜西海岸铁山半岛反登陆以及顺安地区反空降任务。
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,徐惠滋回国,凭借多次优异的作战表现,得到上级重视。1955年,他开始担负军事指挥工作。1956年8月,他获选进入南京高级军事学院基本系第六期系统学习。凭借扎实理论支持,他晋升迅速,先后任团作战训练股长、军作训出军事科学研究科副科长、军作训处副处长、军侦处处长、师副参谋长、参谋长、副师长、师长等职务。
除军事指挥外,徐惠滋还在学术领域颇有建树。1973年起,他主持军部五年军史与战例编写工作,为后续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他撰写的《原子条件下反合围运动战有关问题的探讨》等论文,对合同作战理论贡献颇丰。
与徐惠滋共事的人评价他“军人刚毅果断,令行禁止”,平时行走站立皆严格遵守军规,严于律己。无论严寒,徐惠滋从不将手插入口袋,军装整洁笔挺,四季如一。他对自己要求极高,秉持“要求别人做到的,自己先做到”、“当天的事情当天办完”的原则。
对外,他展现平易近人的形象:下连队了解士兵情况,遇到打扑克的战士也加入其中;将自备香烟分给战士,纵使被抢光仍乐呵呵;在云南前线潮湿昏暗的猫儿洞与士兵们促膝谈心。业余生活同样离不开军事,老记者回忆:“徐惠滋最大的爱好就是博览古今中外军事书籍。”他的书柜中摆满了《孙子兵法》、《战争论》、《大将略》、《军事心理学》、《西德外交风云纪实》、《巴顿将军》、《拿破仑传》等军事经典,还有大量现代战争与集团军作战的专业著作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,1983年,徐惠滋获提拔,出任39军军长。这一消息令军界震惊,也令众人钦佩,包括老友黄达宣。黄达宣解放战争后历任侦察股长、副营长、营长、副团长、团长、师司令部副参谋长、参谋长、副师长、师长等职,1970年代担任39军副军长。徐惠滋成为新任军长,黄达宣作为副军长,理所当然成为最先获知消息的人。
当黄达宣看到徐惠滋熟悉的名字,心中震动:“这真是我认识的那个徐惠滋吗?当年那个要回家的大高个,居然成长为如此出色的将领?”两人再次相见,彼此都笑了。四十年前的初见情景仿佛历历在目,眼前的身影与往昔重叠,虽已成熟、稳重、增添岁月痕迹,却依旧让人感到熟悉而亲切。
之后,军中有人常拿黄达宣开玩笑:“你当年随手拽出来的那个小兵,竟然成了大将军。”黄达宣每每听到,总是不好意思地低头摆手,而徐惠滋则笑呵呵地跟着应和,一起调侃黄达宣。
然而,徐惠滋的晋升远不止于军长一职。在中国恢复军衔制度的几十年里,他多次站上军界瞩目的舞台。1955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,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结束后军队正规化建设初期,规定了4个等级共14级军衔,涵盖从元帅到尉官的完整体系。
但1965年5月22日,军衔制被取消,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军队管理原则,仅维持了十年。随着国家发展与改革需求的增长,军衔作为军人荣誉的象征,其重要性重新被认可。上世纪80年代,邓小平提出恢复军衔制。1980年3月提出恢复军衔,经过8年准备,1988年正式赋衔。
1987年8月,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原则通过军官军衔条例草案,并加紧相关文件及新军服、肩章的准备。1988年4月13日,包含革命前辈与新一代军人智慧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(草案)》正式提交人大常委审议。7月1日,军衔条例草案获得通过,当日由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发布,标志着军衔制正式恢复。
自1988年9月起,中央军委在各大单位举行授衔仪式,千余名高级军官获得新军衔。1986年3月晋升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、军中“二号人物”的徐惠滋,成为此次评授中将军衔的军官之一,军衔位列上将、中将之后的第三高等级。
1994年,徐惠滋晋升上将,成为1988年与1993年之后第三批上将中的一员,跻身当时全国42名上将之列。此后,他还主持制定《全军1998至2000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》,退役后担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为加强侨务法治建设贡献良多。
最终,徐惠滋于2005年1月5日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,享年72岁。他的传奇人生证明,昔日的“俘虏”能通过机遇与努力成为将军,黄达宣无疑是识才用才的伯乐。如果当年没有黄达宣伸出橄榄枝,徐惠滋或许真的回家务农,我军也将失去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。
英雄不问出处,徐惠滋励志传奇的一生,正是这句古训最生动的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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